“我不记得我问过你的意见。”
“确实没有,我只是特别慷慨。”海因斯喝完了手里的酒,乐队开始演奏一段新的舞曲,“我痛恨这音乐。”他抱怨道,走开了。安东看着他穿过人群,推开宴会厅西侧的双开门,消失在花园里。
安东等了五分钟,一点点地抿着酒,留意着彼得。他和普利斯科特坐在最靠近乐队的桌子边,悄声交谈,从什麽角度看上去都像一对亲密的朋友。几个芭蕾舞演员从他面前走过,大笑着,丝毫没有留意到庆祝她们巡演结束的酒会里混进了外交的阴影。
他放下酒杯,离开了宴会厅。
花园里满是潮湿泥土的气味,树篱应该不久前才修剪过,切口新鲜,地上散落着还带着嫩叶的断枝。这是个温和的夏夜,离他们上一次在“鸟屋”里见面才刚过去一个月。安东提醒自己慢一些,不要显得过于热切。一截树枝在他脚下折断,咔嚓一响,海因斯回过头来,冲他微笑。安东走到他旁边,和他一起看着被灯光照亮的喷泉。
“我以为我们应该假装互不认识。”
“那会是个好主意。”海因斯回答,“但我发现我们都不太擅长实践好主意。”
酒会的灯光在树篱的缝隙里闪烁,枝叶里传来细微的响动,某种夜鸟,自得其乐地鸣啭了一会,又归于沉默。他们靠得很近,海因斯注视着他,像是在寻找什麽。安东想象着把手放在他的後颈上,把他拉近,吻他的嘴唇;他们从没有这样做过,这不是他们关系的一部分,这界限模糊的关系本身已经太过危险,不应该再往上面加砝码。
“我们该回去了。”海因斯移开视线,後退一步,拉开了两人的距离,“免得上司们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杀死对方。”
“那会给我们节省很多麻烦。”
海因斯又笑起来,安东思忖着是不是酒精让他如此不吝惜笑容。海因斯拍了拍他的手臂,停留时间比社交礼节允许的更长一些。
“晚安,安东·安德烈耶维奇。”
——
最後还是伊萨耶夫提供了线索,意外地。1971年春天,那时候莫斯科和华盛顿已经为罗杰·坎普尔和被击落的侦察机争吵了整整一年,先是在伊斯坦布尔,大使之间三次气氛僵硬的私下会面,随後移交更高级别的官员,随SALT(*02)代表团一起迁移到赫尔辛基。安卡拉站要求柏林站提供一个政治参赞的窃听记录,伊萨耶夫向安东抱怨额外的工作,把伊斯坦布尔的外交通讯录砸在他面前,指着首字母G那一栏,问他知不知道这位“格里芬先生”在柏林用过的工作名。
在那一页的右下角,H那一栏的第二个名字,是海因斯C。,初级助理。
他也许呆住了,伊萨耶夫打了两下响指,催促他回答。
“不,抱歉。”他把通讯录还给同僚,“我不认识这个人。”
“你看起来像是犯了心脏病。”
“我很好。”安东向他保证,“不能再好了。”
——
这并没有改变任何事,他这麽说服自己,躺在硬邦邦的单人床上,看着天花板的水渍。这间窄小的公寓靠近铁路,每隔一个小时就会随着呼啸而过的夜班列车而震颤。波恩就像一个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,轮廓模糊,难以定义好坏。在柏林的深夜里,他甚至不能确定这个故事是否存在过。
已经结束了。他想,闭上眼睛,落幕,结案,封存卷宗。
远远地,从铁轨连接着的黑暗深处,传来了汽笛的声音。
——
然後是1972年四月。
他本不该到伊斯坦布尔去的,原本是路线是基辅到塔林,为此他带着那本已经磨出毛边的旧波兰护照。火车在伊斯坦布尔只停靠五分钟,安东在最後一刻下了车,换了一本匈牙利护照,混在一群神色疲惫的乌克兰人里入境。
他找到那间有蓝色信箱的房子时,天已经快黑了,但路灯还没有亮起,阴影互相重叠,呈现出一种浑浊的灰蓝色。空气里满是番红花丶污水和油脂混合的味道。他在街角等着,安全地藏在一家书店凹陷的门洞里。
他没有等很久,差五分钟到六点,他的朋友在街道对面出现,在斜坡底部停下来,点了支烟,火光短暂地照亮了他的脸。他又戴上了眼镜,就像四年前在波恩时那样。安东下意识地往前走了两步,又停下来,看着海因斯摸索钥匙,开门,消失在钉着蓝色信箱的房子里,一盏灯亮起。
安东看着发出微光的窗户,在迅速熄灭的日光里,它显得尤其温和。钟声敲响,暮色降临在海峡上,像只张开翅膀的巨鹰。他转身离开,并没有回头。
番外2完结
注1:法国外交部位于奥赛码头(Quaid’Orsay),因此奥赛码头成为外交部的代称
注2:限制战略武器谈判(StrategicArmsLimitationTalks),1963年由美国和苏联啓动的谈判(早期谈判在赫尔辛基举行),旨在限制核武,该谈判至今仍在美俄之间继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