云南行省建立后,元朝又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宣慰司、宣抚司、安抚司等机构,授各族首领宣慰使、宣抚使、安抚使、招讨使、长官等官职,对当地民族进行管理。
这样的做法致使云南土司被碎片化,但同时由于元朝管控不严,云南土司也在通过贸易而不断变强,最后发展成为了元朝难以节制的程度。
明朝征服云南后,继承了元代在云南的这种制度,承认元朝授予各族首领的官职,并加以发展,增设土知府、土知州、土知土守备、土巡检等土官。
相比较元朝的粗放式管理,朱元璋敏锐察觉到土司正在不断强盛,因此他在元朝土官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考核、贡赋、征调等一系列规定,从而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土司制度。
等到沐英坐镇云南时,大明已经开始以强羁縻的方式让西南土司向朝廷缴纳赋税,接受监管。
不过即便如此,此时西南土司依旧处于强盛期,哪怕傅友德和沐英已经在云南深垦多年,但眼下云南的土司数量依旧高达五百八十七家。
正因如此,朱元璋确定了对云南采取“三江之外宜土不宜流,三江之内宜流不宜土”的方针。
此举在金沙江、澜沧江、怒江等三江部分地区置府、州、县时土流兼治,府卫参设。
把云南的曲靖、大理等六府设流官,在楚雄、姚安、广南三府以流官任知府,土官为辅,在寻甸、元江、永宁、乌蒙等十三府以土官为主,流官为辅。
在这样的政策下,这些土司起码还能在名义上臣服大明,每年缴纳数百到数千贯等价金银来充当赋税。
但实际上他们依旧掌控着地方的矿藏、军队和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经济命脉。
如今云南金银铜矿数量如此之多,等地方土官知道了它们的价值,恐怕是大明不动手,他们也要提前对大明动手。
在这样的威胁下,六部和五军都督府想要增设官位,进一步改土归流并不奇怪,甚至可以说选择的路线很对,也很准时。
不过眼下的问题在于,曾经威震西南的沐英已经病逝,而何福、瞿能二人还在四川西南平叛,整个云南只有沐春兄弟几人能够委以重任。
说是兄弟几人,但实际上只有沐春一人能镇得住场子。
这样的局面下,六部和五军都督府想要改土归流并不是那么容易。
大明在云南兵力强盛不假,但那五百八十七家土司也正值巅峰,倘若聚兵,也能聚起二三十万夷兵与沐春对抗。
朱高煦在献上云南金银矿图时没有想那么多,是因为他不了解眼下云南的情况。
仅他从王瑄口中了解的云南局面,不过是真实局面的一角罢了。
如今他倒是在院里打牌看书,但怎么顺利开采云南金银矿却成了朝廷的难题。
朱元璋瞥了一眼朱允炆,他知道朱允炆心里有办法,但他不能说出来。
以当下云南的局面,其实派傅友德节制云南,与沐春一起改土归流是最好的,毕竟傅家五子有三子都在云南任军职,其余卫所将领也都是傅友德旧部。
可以说,只要傅友德前往云南,那整个云南除了沐春麾下兵马是个变数,其余兵马都会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傅家军”,云南将铁板一块的威慑云南土司。
正因如此,傅友德才是这次任务的最佳人选。
可是晋王朱棡私信傅友德的事情成了朱允炆的一根刺,他很难相信傅友德,并将云南交给他。
不仅是他,便是连朱元璋也很难再次信任傅友德和冯胜两人。
只是不用这两人,留给朱元璋的便只有郭英、耿炳文、李景隆、徐辉祖等四人了。
郭英和耿炳文倒是好说,他们二人早年随傅友德平定云南,对云南不算陌生。
只是他们的年纪太大,朱元璋有些不舍得让他们前往云南平叛。
至于李景隆和徐辉祖,前者倒是有节制云南和沐春的能力,早年也随冯胜、蓝玉等人平定辽东,北伐决战捕鱼儿海,也出镇过甘肃这等西北重镇。
正因如此,朱元璋不太想让李景隆出镇云南,毕竟这次云南的改土归流需要很长时间,一不小心就会让李景隆陷入云南的这个泥潭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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